笔者在上一篇文章（见《中国标准化》2015年第7期）中对于墨菲和耶茨对ISO的起源和3个发展阶段的考察及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探讨。本文是上篇文章的续篇，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墨菲和耶茨的研究成果对ISO的组织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包括基本的组织形式、全球标准化专家网络、经费渠道和分析等。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墨菲和耶茨的主要观点，包括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标准化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领导力的源泉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欧美之间的标准之战及其对ISO协商一致标准化的影响，以及ISO在ICT领域遇到企业联盟的挑战和它进入社会学领域之后的发展；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试图在墨菲和耶茨的基础之上探讨：包括ISO标准化成功的理由，它在ICT领域面对企业联盟竞争的优势和劣势，ISO标准化领域向社会学成功转型之后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等；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ISO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标准化网络。其正式成员是每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化机构。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组织代表该国参加ISO，例如：我国的国家标准委（SAC），美国的ANSI，英国的BSI等。ISO现在一共有163个成员国，295个技术委员会（TC）或项目委员会（PC）。在TC的下面还有成百个分技术委员会（SC）和工作组（WG）。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树状的结构，但是每个TC、SC、WG中的专家又都是各成员国从不同领域选派的，所以这又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复杂专家网络。#p#分页标题#e#

ISO采用“委员会（TC或SC）”每年定期开会和通信的方式来处理其制定标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这个标准化网络的中心是在日内瓦的一个很小的只有150多人的总部。ISO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例如：在2006年成员会费占60%，标准的销售收入和培训收入占40%。ISO的支出包括总部的运行费和总部100多人的工资。其庞大的标准化网络的运行主要是靠工业界和社会来支撑的。那些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的专家都是志愿者（Volunteer），大约有10万人。他们参加国际标准化并不是由ISO出资，而是各参加人靠自己单位的资助，如企业、研究机构或者大学，甚至政府。

墨菲和耶茨做出非常粗略的估算，在2009年这些专家参加ISO标准化的费用总数大约在10亿到70亿美元之间。墨菲和耶茨还把对ISO的考察与联合国组织（UN）进行比较，可以看出ISO是一个运行效率相对很高的组织。ISO总部仅有150多人，说明它比任何一个UN的下属专业机构都小；ISO的10万标准化专家却超过了UN系统人数的总和；即便在2006年ISO所有专家的标准化费用达到了70亿美元，也仅仅是UN所有机构花销总数的三分之一。而UN的费用全部都要靠自己负担。

ISO庞大网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TC和SC的运行，而且也需要费用支持。从表面上看，ISO的各个成员国分担了TC和SC秘书处的工作，但是在实际上，这些秘书处也不是国家标准化组织自己直接承担的，绝大部分秘书处的职责和费用都是国家标准化组织的会员机构分担了。国家标准化组织总能找到有积极性的会员单位来“自愿”承担ISO的TC和SC。所以，在ISO的组织中承担TC和SC也具有“自愿性”。墨菲和耶茨举出的例子是瑞士钟表工业的高度发展与它承担ISO/TC 144 钟表技术（Horology）的积极性是一致的。

墨菲和耶茨指出，在ISO中有的职位非常重要，在重要职位上的人甚至能够左右ISO的发展。例如：由于ISO技术管理局（TMB）的重要性，主管TMB的ISO副主席就是一个能够引领ISO方向的重要角色。ISO的工作重点几乎都和这位副主席的观点有关。2005年，当时的ISO副主席姬娃·帕蒂尔（Ziva Patir，以色列标准协会的秘书长）在主管TMB事务的时候就把当时的ISO工作重点确定为：安全（security）、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食品安全（Food safety）、旅游、纳米技术、二手货。

ISO的秘书长也是一个重要职位。其重要性在于他能够与各个国家的标准化机构保持很紧密的关系，在处理涉及到会员国的各种事务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ISO主席的职位和大多数社团组织一样，一般情况下仅仅是给某一位业界杰出人物的荣誉。

I S O的运行管理是ISO成员大会（G e n e r a l Assembly）委托“理事会（Council）”进行管理。理事会由20个成员国组成，其中有6个对ISO贡献率最高的会员国可以作为“常务理事国”，其他14个要定期通过选举产生。墨菲和耶茨认为这是一个“准常务理事会”。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ISO的工程师们并不喜欢联合国“常务理事会”的做法。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所以，ISO制定了规则要定期审议这些“理事国成员”的资格。

3.1 委员会标准化的社会学分析

墨菲和耶茨对于委员会中协商一致标准化做了社会学分析。例如：他们指出委员会标准化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相对简单，纯属于技术的“协调问题”，不涉及企业的利益，靠专家知识就能够解决；第二个问题涉及公司利益，不同的公司坚持不兼容的解决方案（标准），不合作就无法形成统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很多公司都愿意看到由于这种不合作而形成不兼容标准之间竞争的均衡（equilibrium）局面。游戏理论家把这种问题称之为“合作问题”。历史上音像磁带VHS和Betamax之间的竞争就是一种典型的“合作问题”。墨菲和耶茨引述政治学家兰德尔·卡尔弗特的论点：在这种游戏中，参与方（如标准的用户）将面临对不同标准的“互相认同（mutually indentifying）”问题，需要设法达到可能的“良好”均衡 ；还会由此产生所谓的“导出协调问题”。（Calvert, R. L., 1992）

所以，在委员会中需要解决这两种问题。对于第一类简单问题，只要有专家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经过一定的协调，将很容易得到委员会中其他人的认同。但是对于第二类复杂问题，就需要委员会的领导人具有杰出的智慧。委员会的领导已经不能代表自己的公司利益。他们要作为中间人，具有高尚的品质和激励型的专家视野，要能够促进变革，在私下里作为各方信息沟通的管道，对于方案的确定和达到的目标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在必要的时候对问题重新审视，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改变竞争，以有效的社会学方式促成各方达成协议。因此，在委员会中领导力的源泉包括：对于第一类问题要有对标准的强烈需求，而对于第二类问题需要领导的变革能力和应变能力。很多委员会的领导被称为“标准专才”（Standards Guru）。

关于什么是协商一致，墨菲和耶茨引述公共管理专家哈兰德·克利夫兰的论点：“协商一致通常的意思是，在乎（在意）一项具体决策的人提出的议案，得到了不在乎（不在意）该项决策的人的支持（Cleveland, H., 2000）。”克利夫兰非常支持采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关于标准化的自愿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用标准的自愿性，另一方面是参加标准化的自愿性。

企业、研究机构等都是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制组织。而到了TC里面，人们进入了一种“协商民主”的环境，能够享受一种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人们在其中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讨论问题，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争论，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妥协，在投票的时候还可能要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企业派人参加标准化，一般都会要求参加人要代表企业利益。但是当他进入委员会之后，那里的氛围会让他有机会聆听更广泛的见解，从而能够超越自己公司的利益和自身封闭的专家知识，成为一名见多识广的标准化专家。

墨菲和耶茨认为可以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来看待标准化，首先参加委员会的人包括商务领导、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都持有“文化资本”，即他们的学历证书和他们的专家知识；而参加了ISO委员会标准化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文化资本。由于有了这种阅历，当他们为商务人士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被接受。标准化工作还把这些工程师们带入了更大的社会网络，让他们扩展了布迪厄认为的资本形式——即增加了“社会资本”。（Bourdieu, P. and L. Wacquant，1992）

关于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能够被采用的原因，墨菲和耶茨认为“协调问题”形成的标准导致自愿采用，而当“合作问题”在委员会中形成标准之后就导致参与方有了一种执行标准的社会承诺。另一方面，法律对标准的引用也是标准得到采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ANSI在1981年的估计，大约有80%的ANSI标准在国家、州或地方层面的立法中被引用而成为强制性的。当司徒兰还是ISO秘书长的时候，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为了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让他们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技术法规的时候引用国际自愿性标准、规范和测试方法。美国在1990年把同样的方案也写进了法律。墨菲和耶茨还认为，客户拉动，包括购买产品和服务时客户的要求也是ISO自愿性标准得到实施的重要动因。而所有这些让标准得到有效应用的机制都是使国际标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基础。

墨菲和耶茨指出，ISO的标准制定主要是靠“需求驱动”。具体说就是当市场中出现不兼容产品的时候就会在ISO中有人提出需要成立新的技术委员会，制定新的标准。当然，ISO标准也有“供给驱动”的时候。例如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它源自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经英国人改写之后“卖”给了ISO。

3.2 美欧的标准之战与ISO的成功

墨菲和耶茨的研究结果中详细报告了美国和欧洲的标准之战。而且得出结论说，欧洲第一次尝试推行欧洲范围的标准并不成功，但造成美国很多公司担心被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他们说服美国政府推动了GATT的标准法典（Standards Code）。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也包括后来的WTO/TBT协议）强化了ISO协商一致标准化的地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第二次推动欧洲标准化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开始与非政府的标准化机构（CEN、CENELEC、ISO、IEC）进行谈判。政府的目标往往希望提高自己产业的竞争力，保护自己的市场（如汽车等）。但是非政府机构认为，自愿性协商一致标准化的原则是鼓励竞争，且不能限制贸易。

墨菲和耶茨引述坦尼克·艾姬蒂的看法：ISO的思想极大地成功了。欧盟在1992年的绿皮书中向ISO、IEC的批评做出了让步，同意把国际标准作为欧洲标准化的主要目标（Egyedi, T., 1996）5。但这是有条件的，如果ISO标准制定得不及时，欧盟保留自己制定标准的权利。这也是法雷尔和萨罗纳所指出的，在TC中强大的利益相关方（如欧盟）可以背弃TC的程序自行制定标准，而且依然有人愿意随从（Farrell, J. and G. Saloner, 1988）。#p#分页标题#e#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还刚刚开始盛行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谁在将来能提供全球公共品？”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曾经能够提供，如马歇尔计划和通过黄金和美元挂钩形成的货币稳定。现在美国的那种霸权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而ISO却已经成长为美国的替代者，将成为重要的“全球公共品”提供者。ISO14000和ISO26000在某一天可能会出现在美国，作为欧洲对于马歇尔计划的回馈。而美国由于它的特殊政治体制很难制定成气候的标准。墨菲和耶茨批评美国的政治已经让很多社会团体沦为某一政党的俘虏。相比之下，例如在瑞典，商务人士却可以通过不同党派表达政治诉求。

墨菲和耶茨认为，如果一个大国能够把自己国家的产品标准制定为全球标准，企业就会获得非常明显的优势。欧洲建立新标准的速度比美国的要快，因为在欧洲的体系中能够找到中央导向元素。欧洲的企业与政府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企业的选项能够进入到政府的选项之中。墨菲和耶茨显然支持20世纪早期“社团主义（corporatist）”把商业团体引入到国家经济的规划和工业政策制定体系中的主张。

墨菲和耶茨认为标准能够孕育竞争，他们举出关于移动通信的GSM标准案例。GSM技术在1982年由法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开发，1987年得到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当时都是国有企业）的支持，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标准，很快就在全球很多地方得到了应用。而美国则受到自由市场经济方法学的束缚，若干不同的移动通信标准同时在美国的竞争造成美国的落伍。欧洲统一了标准之后促进了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的竞争，而美国的多标准共存却妨碍了竞争。墨菲和耶茨认为美国这种把自由市场经济方法学用于标准化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3.3 ISO在ICT领域中的失与得6

ISO在1984年为信息系统制定了开放系统互联（OSI）七层参考模型标准。这个标准提出了一个为系统互联的详细技术框架，在业内被称为“使能器（enabler）”标准，也是ISO/IEC JTC1中少有的一项超前的“预期标准（anticipatory standards）”，即把电脑信息系统互联系统事先按照7个层次在标准中理想化地定义准确。从概念上讲，只要不同的系统提供商都按照标准中规定的细节拿出符合标准的产品，这些系统之间的连接就会畅通无阻。这听起来有点像我国制定技术标准体系的做法。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标准。JTC1为此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卡吉尔写道：“这项标准化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因为全部选项都是现成的，OSI系统提供商若要符合OSI标准就根本无法和其他系统实现互操作。”（Cargill, C. 1997）当时有一位专家既参加了制定OSI标准又参加了IETF组织制定另一项网络系统互联协议TCP/IP标准。他指出了其中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当JTC1的这些专家传送OSI标准稿件的时候，所使用的却是符合TCP/IP协议的网络系统。

ISO/IEC JTC1对于制定信息系统互联标准的误判，以及由于它标准化速度远远赶不上ICT技术高速发展的需要，造成企业对JTC1的极大失望，也促成他们寻求建立“企业联盟（Consortia）”制定实用的标准。企业联盟制定标准具有极高的灵活性，速度快，而且在实际当中确实能够保证信息系统的互联，但是它推行的往往是一个企业的私有技术，这是推崇开源（Open-Source）的工程师们所厌恶的。与企业联盟相反，IETF是很多推动开源运动的工程师们在其中制定因特网数据交换协议的组织。IETF的座右铭是“无会员地位”，“反对王权、总裁和投票”；他们的信仰是“粗略的协商一致”和“运行代码”，反对层级式的决策方式，采用迭代式网络化实验方法，从而也能取得广泛的协商一致。他们把这种运行方式自称为是一种“道家”原则（The Tao）7 。ICT领域的标准化除了ISO、IEC、ITU之外形成了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企业联盟为代表的，以推行私有技术为目的的标准化，另一种则以“开源”运动自由主义文化为代表的标准化。

然而，墨菲和耶茨引述卡吉尔和博林的论点，认为无论是ISO还是企业联盟都是必要的（Cargill,C. F. and S. Bolin, 2007）。ISO制定的标准能够具有极好的稳定性，而企业联盟标准则满足定义和结构快速变化的需要。所以，ISO、IEC的标准化在IT领域依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例如：JTC1、ITU以及无政府的IETF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机制共同为解决不断增长的IT安全问题制定标准。墨菲和耶茨认为，大多数企业联盟组织（consortia）都是短寿的，推动的标准主要是门户技术（gateway technology），而且大部分都仅仅面向美国市场。

结合墨菲和耶茨的观点有必要讨论一下I S O协商一致标准化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协商一致”是一个标准化的重要概念，但它并不是ISO能够成功的全部。笔者认为至少有5条理由。

第一，在ISO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采取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委员会当中，只要他们对标准化的内容感兴趣，认同标准化的价值所在，就让他们参与其中。ISO承袭了早期标准化运动“协商民主”的理想，放弃“最好的标准都是由工程师们所建立”的观念。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参加，并且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决策的思想确保了标准的合理性。笔者同意墨菲和耶茨的论点：这种做法促进了ISO的快速发展。

第二，“协商一致”是I S O能够赢得工业界和社会普遍支持的核心。克利夫兰对协商一致的解释“在乎（在意）一项具体决策的人提出的议案，得到了不在乎（不在意）该项决策的人的支持”比较难于理解，实际上应该解释为：“赞成某项决策的人提出的议案得到了持有中间态度的人的支持”。按照ISO的观点（ISO/IEC, 2004），协商一致就是“总体上同意，其特点是任何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对实质性问题并无持续反对，追求一种重视所有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并调解所有冲突观点的过程。” 但是“协商一致不必要求全体一致（unanimity）。”也就是说，ISO的协商一致是一个过程，要在委员会中让各方发表不同的观点，要对所有的反对意见进行充分讨论，争取协调其中的所有矛盾，参与各方要有所妥协，从而在总体上达成一致。其结果是否能够被ISO接受的最终判定是投票。ISO认为，“若无法确定是否达成协商一致，只要技术委员会或分委员会中有2/3及以上的P成员投赞成票，则足以认定委员会草案（committee draft）8可以注册为征求意见草案（enquiry draft） ；然而要尽一切努力解决反对票的问题”。（ISO/IEC，2012）

虽然“协商一致”在标准化领域被广泛认同，但是以往并没见到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墨菲和耶茨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论述应该说是开创性的。通过他们的论述可以看出，达到协商一致就需要解决委员会面临的“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而这往往需要委员会领导具有杰出的智慧、高超的应变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委员会当中参加标准化人能够有机会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交流，让他们能够超越自我狭隘的利益和专家知识，成为见多识广的标准化专家，增加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ISO的标准化不但产出了工业界需要的标准，还在“协商民主”的环境中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标准化工作者和领导者。这本身就是协商一致标准化的一种向心力，能够大大激发标准化人员的参与热情，也能够取得工业界的广泛信任。

第三，“自愿性”是委员会标准化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则之一。笔者同意墨菲和耶茨所论述的：“自愿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用标准的自愿性，另一方面是参加标准化的自愿性。”但是在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方面，还包括承担TC和SC，以及在TC和SC中承担关键职务（主席、秘书长、工作组组长等等）也都是自愿的。由于这种自愿性，确保了所做的标准化工作真正有社会需求。或者说，只有能够找到有积极性的机构来承担TC和SC，既负责组织工作又负责运行费用，还能有工业界的人积极参加，这样的TC和SC才有存在的必要。

笔者认为，标准化的自愿性是在工业标准化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因为民间标准化组织对企业不具有惩罚措施，他们制定的标准对企业来说也只是给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药方（王平，2014）。所以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吸引利益相关方来参与标准化。这种自愿性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利益相关方体现了公平的一面，所以它能够得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珍视。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都不能在标准化组织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政府机构也是利益相关方之一，它在其中只能有一票。标准化组织要用组织原则（章程）的办法严格维护其自愿性。没有自愿性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吸引利益相关方参与标准化，其影响力也就会大打折扣，所制定标准也很难在工业中得到真正的实施。所以，采用“自愿性”原则是标准化组织在工业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ISO的庞大全球标准化网络是国际标准化的财富。大约有10万“志愿者”在为建设全球的技术基础构架（国际标准）而努力。它的效率相对很高，只有位于网络中心的总部需要相对较少的经费，大约10万志愿者参加国际标准化的经费都由工业界和整个社会消化了。这也是标准化“自愿”属性的力量。最终这些费用是标准的用户和消费者掏了腰包。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各个成员国的国家标准化组织也在这个庞大网络不同的节点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标准化网络不仅仅有ISO，还包括IEC、ITU以及各个国家的各类行业标准化协会。这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标准化网络在为全球贸易服务。例如：世界各地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产品进口到美国，都要同时符合美国的一些标准化协会的标准。所以美国的ASTM认为它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有一定的道理。这说明强势国家的协会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第五，国际标准得到应用的驱动力。笔者认为，ISO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由于其成功的运作，已经赢得了工业界的普遍尊敬。虽然国际标准是自愿执行，但是业界主流都在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下造成后来者也只能跟随潮流，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逐渐形成一种标准文化，不但工业界认为应该执行国际标准，而且理工科学校的基础课也在讲授国际标准，让毕业生进入到工业界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工业界执行国际标准是天经地义之事（王平，2015）。笔者也同意墨菲和耶茨的观点，即各国政府的法律体系对国际标准的引用形成的强制力，以及客户对采用国际标准的需求形成的拉动力也是国际标准得到应用的重要原因。

尽管ISO和IEC制定标准的速度慢造成它们在ICT领域无法与企业联盟的灵活性进行竞争，但是ISO和IEC的稳定性也是它的一种优势，让它们能够与企业联盟形成互补的关系。联盟主要应对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中有些技术在短时间内就会消失（如用于信息存储的磁盘和磁带技术等），没有必要制定为国际标准。ISO和IEC只要把那些有必要长期存在的联盟标准用一种有效机制吸纳过来就可以了。而且它们都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了。

虽然ISO/IEC JTC1在ICT领域的表现不如人意，但是ISO成功进入了社会学领域。它现在的工作重点为（ISO, 2015）：可持续发展、食品、水、汽车、气候变化、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服务、健康、可用性（Accessibility），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国际公共事务中的重要内容。正如墨菲和耶茨所说，在以前政府间组织（如UN）希望能够提供的有些东西却未能做到，然而ISO做到了。ISO9000，ISO14000，ISO26000等，以及现在的很多社会学领域标准化成果就是例证。它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服务的技术基础构架的重要提供者，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还可能在将来成为全球国际治理中“公共品”的重要提供者。

墨菲和耶茨关于在欧洲的标准化体制中能够找到中央导向的标准化元素，从而造成欧洲的标准化比美国的标准化具有明显的优势的论断不无道理。深入研究一下欧洲体制和美国体制的异同，将会对我国的标准化体制改革给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文通过墨菲和耶茨对ISO的考察，笔者归纳出ISO国际标准化能够成功有5条理由：（1）ISO承袭了早期标准化运动“协商民主”的理想，其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代表并采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决策的思想确保了标准的合理性。（2）“协商一致”是ISO能够赢得工业界和社会普遍支持的核心。ISO的协商一致标准化不但产出了工业界需要的标准，还在“协商民主”的环境中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标准化工作者和领导者。这本身就是协商一致标准化的一种向心力。（3）“自愿性”是委员会标准化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自愿性能够保证ISO所做的标准化工作真正有社会需求。（4）ISO的庞大全球标准化网络是国际标准化的财富。它的运行效率相对很高，只有位于网络中心的总部需要相对较少的经费，大约10万志愿者参加国际标准化的经费都由工业界和整个社会消化了。全球标准化网络不仅仅有ISO，还包括IEC、ITU以及各个国家的各类行业标准化协会。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标准化网络在为全球的贸易服务。（5）ISO标准得到应用的驱动力包括市场的力量、标准文化、政府法律的引用、客户需求的拉动等。

尽管ISO和IEC制定标准的速度慢造成它们在ICT领域无法与企业联盟的灵活性进行竞争，但是ISO和IEC的稳定性也是它的一种重要优势。它们与企业联盟形成了互补的关系。ISO成功进入了社会学领域，已成为全球贸易服务的技术基础构架的重要提供者，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也可能在将来成为全球国际治理中“公共品”的重要提供者。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标准化对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373137）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033001）资助。

1. 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25-p37, p43（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2. 包括ISO和IEC联合成立的JTC1和JPC2。

3. 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38-p42（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4. 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89-p99.（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5. 欧洲标准化组织通过《维也纳协定》和《德累斯顿协定》分别与ISO、IEC、ITU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也是这一妥协的结果。

6. 参见墨菲和耶茨著作的p99-p103.（Murphy, C. N., and J. Yates，2009）。

7. 见https://www.ietf.org/tao.html#rfc.copyrightnotice （2015年6月16日访问）。

8. ISO的投票规则中还附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反对票不得超过四分之一。